「慣性」又稱為「惰性」。從物理學的角度看，慣性是自然存在的。牛頓第一定律就是﹕「物體會持續地以現有速度移動，除非有外力迫使改變其速度。」這也即是說﹕動者恆動。

大家都知道，政治就是權力﹕由甲去支配乙的權力。我和泰臣打了一架，結果泰臣打勝了，我聽他的話。可是第二次發生了爭拗，我會繼續聽他的話，用不著再打一架。如果次次都得再打一架， 如果你每次要求人們服從意志，都要打他一頓，或者是威脅打他一頓，這權力的行使的成本很高，不值得每次去做。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只要你痛打了他一頓，他聽你的話，辦了一次事，這就造成了慣性，以後他也會繼續聽你的話，這就是。

慣性可以有效的減低成本，也只有智力高尚的生物，才會形成這種慣性，低等生物如魚、蝦、蟹，也許可以從條件反射中形成某種慣性，可是這種慣性並不涉及權力支配。比較高等的生物，如狼、猿猴等靈長目生物等等，才可以形成權力支配式的慣性。

可以說，有慣性，權力才是成本效益上划算的事，才值得去爭取。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對權力的慣性，根本就不可能有政治。這慣性甚至延伸至沒有受到武力威嚇的人們，例如說，你有一天很不幸地進了牢獄，在獄中有一位大哥，你看到犯人們都聽他的話，大哥用不著揍你一頓，你也會乖乖聽他的話。

這正如我們出生後，一直接受著現有的權力架構，這構成了現有政治的權力和穩定基礎，當權者用不著在你長大後，把你痛扁一頓，你才服從他們。傑佛遜(1743年至1826年)在《美國獨立宣言》中寫﹕「為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當由於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予以變更的。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

所以說，慣性是自發現象，它是自然會出現的。

為甚麼政治得依賴「慣性」？從物理學的角度看，「慣性」的唯一成本，就是首先造成「慣性」的那道力量，當這股力量形成了之後，一切便依賴慣性去推行，而任何改變慣性的行為，都得使用力量，以造成另一個慣性。

換言之，政治是減少內耗的辦法。靈長目的生命是極度珍貴的，族群的大小能夠決定牠們的生存能力，相比之下，所以使用政治來分配權力，是最省事而有效的方法。

如果每一次決定領袖，都得打一次，那內耗就太過厲害，這族群受不了這種損耗，因此永遠只有最強大的才會參與這種戰鬥，而這種內鬥會迅速結束，當造成了慣性之後，便會永遠維持下去，直至這平衡次打破，建立另一個慣性為止。

2. 最小作用量原理

物理學的「 最小作用量原理」（least action principle），意即事物總是朝最省力的路徑去走。例如說，光永遠朝最短的路徑走，這路徑就是直線。你把一根鉛筆立起來，只要把手放開，它馬上就會躺平跌下，皆因這是最省力、使用能量最小的形式。

慣性是最省卻能量的形式，而人類傾向用最省力的方法去運動﹕你走路不會故意繞遠路，從吃飯、穿衣服、開車、工作，甚至是玩樂，均會盡量省力，否則每宗運動都多花一點點氣力，一天下來，累都累死了。

從政治學看，人民如果今天聽政府的話，明天多半也會聽政府的話，不會造反，皆因這是最低的能階，繼續依從政府就是最省力的形式。今天存在的共同體、制度、人事，明天多半也是一樣，相差不了多少，這就是慣性。

歷史上最長的王朝是日本的菊花王朝﹕傳說中的神武天皇在西元前660年登位，到了在2019年登位的德仁天皇，已經經歷了124名天皇，共2,679年，從來沒有中斷過。注意，德仁天皇是第126任，皆因有過2遭二次登位的復辟事件。

《史記‧秦始皇本紀》說，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即西元前219年﹕「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

流行一個傳說，指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不過如果盡信古書，這兩人存在的年代並不吻合。然而，前期的天皇全是傳說，沒有文字記錄，直至第15代的應神天皇，在位時間是西元270年至310年，引入了漢字，方有文字記錄。但就算是應神天皇的記錄，也不能稱得上可信，以他的生卒年作說明﹕按記載他生於201年，卒於310年，就是今時今日，人也不易活到109歲，很難以置信。

如果嚴格對照《史記》和《古事記》、《日本書紀》的天皇世系，則徐福來日本的時間應在孝靈天皇時，其統治期間是在西元前290年至215年，所以1876年由岩垣松苗編寫的《國史畧》的說法是﹕「孝靈天皇七十二年，秦人徐福來。」

至於中國，歷史最長的是周王朝，從西元前1100年至前256年，一共844年，共37位君主。根據《史記‧周本紀》的記載，帝嚳的元妃，即大老婆，是「姜原」，棄就是姜原的兒子，不過他並非帝嚳所生，而是姜原踩過巨人的腳印，因而懷孕生下。

在帝堯和帝舜時都當過「農師」，即農業大臣。帝舜把「邰」這塊地封了給他，即是在今日陝西省武功縣西南。《史記》記他「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既然有了封地和姓氏，即是貴族。至於「后」，和「皇」、「王」、「帝」、「公」、「伯」這些字差不多，都是一個領土家族的首領。

帝嚳、帝堯、帝舜都是傳說中的君主，在位年間大約是西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年間。如果把周王朝從后稷的年代開始計算，則是維持了二千多年，和執筆時的日本菊花王朝差不多。

3. 破壞慣性

然而，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問一句﹕人民如果今天聽政府的話，明天多半也會聽政府的話，不會造反……這論述豈不是說，世事永不會變，動者恆動，靜者恆靜，世事永不會變？很明顯，從現實觀察可知，世事萬物，變幻才是永恆，絕對不會一成不變。

那麼，我們如何從「慣性」和「變動」這兩個截然相反的概念，得出一個「辯證唯物法」式的結論，也即是如何從「正」和「反」這兩個相反概念，得出一個「合」的總結來？

飛機在半空，會慣性地飛行，汽車正在行走，就算不加油，也會慣性地向前滑行，然而，誰都知道，這慣性持續不了太久，只要把動力停止了，不消多久，它們的慣性便會停止，飛機會從空中丟下來，汽車也會停止移動。

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有摩擦力﹕空氣有阻力，地面也有凹凸不平，這些摩擦力會把慣性消耗了，令到慣性不存在。換言之，慣性只能令到物體繼續運行的「成本」，也即是動力減低，但無論如何，要想繼續維持原有的運動方向、速度和軌跡，仍然不得不停的添加動力。

以周王朝為例，在它844年的歷史中，經歷過多次危機。西元前1042年，它屬下的三個貴族伙同先前被它戰敗的商朝一起造反，它用了3年才擊敗了敵軍。西元前1027年至前922年位的周穆王多次率兵西征，討伐蠻族，但收效不大，其後周朝漸漸衰落。

到了西元前842年，首都發生暴動，周厲王出走，由兩位貴族周定公和召穆公執政了14年，才把王位交給厲王的兒子宣王。西元前771年，蠻族犬戎攻入了首都鎬京，宣王的兒子幽王被殺。前738年，幽王的兒子平王把首都遷往東方的雒邑，即今日的洛陽市。

西元前720年，周平王派了兒子王子狐去了鄭國當人質，鄭莊公也派長子公子忽去周王室當人質，史稱「周鄭交質」。從國王居然和封國互相交換質子，可見得周朝的地位已和封國無異。這還不算，到了前706年，平王的兒子恒王和鄭國打仗，居然被對方的將領祝聃射中受傷，從此注定了周朝衰落的命運。

然而，周王朝在失去了力量之後，還挺了四百多年，直至西元前256年，方才滅亡。由此例子可見一斑，慣性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4. 瓶頸危機

歷史作家柏楊在獄中寫的《中國人史綱》說過：「任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後四五十年左右，或當它傳位到第二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

對於這現象，柏楊的解釋是﹕「新政權就好像一個剛剛砌好的新磚牆，水泥還沒有凝固，任何稍大的震動都會使它倒塌。一旦統治者不孚眾望，或貪污腐敗，或發生其他事故，如外患內訌之類，都是引發震動的炸藥。」

簡單點說，這是因為因為第一代統治階層的武力隨著時間而喪失，但政權卻仍未成立慣性，而國家的統治階層的數目又過少，不能繼續有效的統治力量，所以第二代政府執政時最容易發生這「瓶頸危機」。柏楊的說法是﹕「在進入瓶頸的狹道時，除非統治階層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否則他們無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們前功盡棄，也就是足以使他們國破家亡的瓶頸危機。」

因此，新政權得過去了幾十年，整整一個人的生命時間，方能形成慣性，成功渡過瓶頸危機，就可以享受到二百年以上的穩定日子了。把這理論證諸中國歷史，從夏朝、商朝、周朝、漢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皆是如此，就只有元朝是例外，不過這也得視乎從哪一個年份開始計算﹕

成吉思汗在1206年統一蒙古各部，成立大蒙古國。1259年，成吉思汗的兒子蒙哥大汗逝世。翌年，蒙哥四弟拖雷的兒子阿里不哥在忽里勒台，即貴族會議中被推舉為大汗。同時，阿里不哥的哥哥忽必烈也自稱為蒙古大汗，起兵打敗了阿里不哥。然而，這時蒙古帝國已然分裂，忽必烈不算是其承繼人。

忽必烈在1271年建立元朝，1279年滅了中國的南宋王朝。1368年，朱元璋攻陷元朝首都，即今日的北京，建立明朝。然而元朝政權並沒有滅亡，而是退守北方，繼續原來政權，中國人把它稱為「北元」。直至1635年，北元方才滅亡。

中國人習慣上把元朝的存亡時間定在1271年至1368年，共98年。然而，如果按照一般定義，則應是由1260年至1635年，則一共延續了375年。如果從這觀點去看，則連上了北元的元朝，也算是符合了瓶頸危機的慣性定律。這也即是說，柏楊的「瓶頸危機」理論，可以看作為「政治慣性」的子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