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徑依賴」是一個社會科學名詞，英文是「path dependence」，現在已成為了一個常用概念。

根據《百度百科》﹕「路徑依賴是指人們一旦選擇了某個體制，由於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 、學習效應（Learning Effect） 、協調效應（Coordination Effect）以及適應性預期（Adaptive Effect）以及既得利益約束等因素的存在，會導致該體制沿著既定的方向不斷得以自我強化。一旦人們做了某種選擇，就好比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慣性的力量會使這一選擇不斷自我強化，並讓你輕易走不出去。」

換言之，「路徑依賴」是慣性因客觀的原因而強化了，這好比一堆星塵顆粒，因其不斷移動而互相碰撞，因互相重力而粘連在一起，構成岩石狀的天體，稱為「星子」(planetesimals)。星子繼續因踫撞和重力牽引持續長大，物質越多，重力也越大，在不斷自我強化之下，終於形成了星體。

以上這物理現象，也好比行人自然地踩出一條路徑，後人也就沿著路徑走，皆因不依路徑，路就比較難走。久而久之，路越走越闊，走的人越來越多，人們只能「依賴」這條路徑。這就是「路徑依賴」了。

2. 數學定義

正如前文所講，這過程可以用數學去作出表達，而從政治學的角度看，人們對權力的服從，也是一種路徑依賴。

清朝晚期，中國人口有4億人，但滿人只有105萬人，其中21萬是壯丁。而且，大部分的軍事力量、財富、文化力量，均落在漢人的手裏。但其實，這情況早在1864年，太平天國滅亡時，已經存在，但直至1911年，清朝方才滅亡，而且還是因為手握兵權的袁世凱叛變了，而且清室政府的處理政局手法拙劣，才會亡國。如果當時清朝有一個英明的君主，亦沒有像袁世凱這般厲害及服眾的野心家，清朝很可能會可苟延殘喘一段日子。

在十六世紀，英國、荷蘭、丹麥、葡萄牙、法國，都成立了東印度公司，以發展在亞洲的貿易業務。在十八世紀，瑞典和奧地利也成立了東印度公司。這些東印度公司的成立，本來只是根據一張由王室發出的專利特許狀，但它們可以自行聘請僱傭兵，以備在擴張業務時，假如和貿易國發生糾紛，可以不花國家的成本，自己花錢來戰鬥，保障公司的權益。

例如說，169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加爾各答建造了Fort William，當時它是孟加拉王國，這王國臣服於蒙兀兒帝國。1756年，英國人想擴建Fort William，當時23歲的孟加拉王公Siraj-ud-Daulah向來不滿英國人的商業行為，覺得傷害了王國的利益，如今更加認為﹕你們是商人，修建堡壘幹甚麼？於是，他派出軍隊，將146名英國人統統抓起來，關在一個4.3公尺乘5.5公的狹小空間，翌日，其中的123名活生生的焗死了。這事件稱為「Black Hole of Calcutta」。

1757年，大英帝國的東印度公司將領Robert Clive(1725年至1774年)率領九百名英英軍，加上二千名印度軍人，在加爾各答城外的Plassey打敗了5萬名孟加拉王國軍人，英方只死了22名印度兵和傷了55名，英國人毫髮無損，對方則死傷五百多人。在和約中，英國東印度公司得到了250萬鎊的賠償，交了一半給英國政府。至於領軍的Robert Clive，1744年19歲時去印度，年薪只有5鎊，但在這一戰中，他得到了23.4萬鎊，相等於4.68年的薪水。此戰後，展開了英國逐步侵略、並且統治整塊印度次大陸的序幕

到了1805年，它駐在印度的軍隊已急增到了15.4萬人了。到了十九世紀，英國的駐印度軍隊只有5萬人，加上15萬名印度軍人，卻可統治有3億人口的印度。這統治一直到1947年，而這時，英國已打輸了兩次世界大戰，威望盡失。

3. 路徑的邏輯

以寫《槍炮、病菌與鋼鐵》成名的作家戴蒙(Jared Diamond)在2014年出版了《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脈》(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中，提出了一個問題﹕

很多社會「老人不止可娶少妻，還可以擁有三妻四妾，而年輕男子則必須等到四十歲或者更老才能娶妻。很多社群都有這習俗，如東非的阿坎巴族(Akamba)、南美的阿勞坎印第安人、西非的巴剛族(Bakong)、西南太平洋的班克斯島民、北非的柏柏爾人(Berber)、西伯利亞的楚克奇人、婆羅洲的伊班人、加拿大拉布多省的伊紐特人、南非的科薩人(Khosa)，以及澳洲多個部落的原住民。

「為甚麼部落年輕人不乾脆把那些好吃的東西搶過來，如骨髓和鹿肉，並跟年輕的、漂亮的女人結婚？為甚麼他們願意等到四十歲後？」

他並沒有就這問題給出完整的答案。其實箇中原因很簡單﹕

如果年輕人食物和女人都搶過來，是不是當他們也老了之後，也被下一代的年輕人搶掉食物和女人？這在邏輯上，並沒有自相矛盾，因此也不失為一條有可能出現的「路徑」。

這正如在四川、安徽、湖北、陝西的某些地方的古時，也有把老人遺棄在陡峭的懸崖壁上的傳統﹕挖個很狹窄的洞，成年人甚至無法全面伸展軀體，把老人丟棄在那洞，任由自生自滅，這種洞就叫「棄老墓」，或「寄死窯」。

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在地下挖個洞，在洞周圍壘起磚頭和石塊，把老人送進去，兒女每天來送飯來吃，每送一次，壘起一塊磚，直到把坑完全封上為止。這叫做「瓦罐墳」，所謂的瓦罐墳就是在地下挖個洞，在洞周圍壘起一些磚頭和石塊，老人就在這個洞裡待著。

如果老人連命都不能保存，更加不可能保住食物和女人了。不過，計算之下，這對於所有人來說，並非一個最好的選擇，皆因大家都會寧願，少年打拼，中年至老年享福，這種生命方式，總比少年打拼兼享受，中年死亡為佳。所以，把老年人去送死，只有是在資源極度缺乏的情況下，方會迫不得已地出現。

說穿了，由中年人享有資源分配權的理由，可以舉出幾百個，例如說，中老年人擁有更多經驗和知識，而在滿足了基本溫飽後的長期生存策略，中老年人擁有的經驗和知識更加重要，例如應付天災，又或者是製造武器的能力。又例如，年輕人雖然擁有力氣和戰鬥能力，但中老年人擁有更強的組織力，因此，純粹由年輕人組成的軍事團體，打不過由中老年人負責組織，由年輕人負責戰鬥的軍事團體。

另一個理由，就是「路徑依賴」了﹕

制度慣性一旦確立了，不易打破，這是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你打破了一個制度，不可能不去另建一套新的制度，即是新的「路徑」出來。這好比你把原來的路徑廢除了、從此不用了，那麼，後來的人該怎走？

他們不可能亂走一通，各人照各人自己開鑿的路徑走，這太辛苦了，成本效益划不來。再者，如果大家不走同一路徑，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這共同體也不復存在，社群也完蛋了。

對於戴蒙的說法，最划算的結果，當然是年輕人把食物和女人都搶過來，然後把這特權一直保持下去，直至自己變老、死亡，但這顯然只是一次性的行為，並不能成為一條有邏輯性、不自相矛盾的制度。這好比自己打造了一條一次性的路徑，然後封掉，從此禁止後面的路人所沿用。

總括而言，共同體的長期存在，需要建立路徑，但路徑必須符合邏輯，可供所有人行走，如果是只供你一人行走，就不能算是路徑了。

4. 既得利益

Christopher Sholes(1819年至1890年)是印刷商，也是政客，本來想發明一台用來印刷的排字機，後來卻和Samuel Soulé(1830年至1875年)、Carlos Glidden (1834 年至1877年)合力研發世上第一台打字機，並在1866年成功發明。這是失敗的發明，因此，Soulé和Glidden退出，商人James Densmore (1820年至1889年) 加入。後者的最大貢獻是改良了字母排列方式，由於左上方的6個字母是「QWERTY」，因以為名，中文則叫「QWERTY鍵盤」。這排列和今天流行的大致相同，最主要的分別是沒有了數目字「0」和「1」，由英文字母「O」和「l」代替。

一般相信，QWERTY鍵盤並非最有效的排列方式，皆因當年Sholes等人發明的是手動打字機，假如打字員打得太快，兩旁的字母幾乎同時彈出時，可能會卡在一起。相信老一輩曾經用過手動打字機的人，都遭遇過這情況。因此，Sholes等人故意把常用的字母分隔開來，以免被卡。

既然QWERTY鍵盤並非最有效率，因此，後來也有人發明了不同的鍵盤，例如由August Dvorak(1874年至1975年)發明的「Dvorak」，此外還有「Colemak」，則是QWERTY的改進版。然而，它們都不能取代QWERTY鍵盤的主導地位，縱是現時鍵盤已完全電子化，再也沒有「卡鍵」的問題，照樣也是無法擊敗QWERTY鍵盤。

有一說法是，它們雖然較為優勝，但優勝的幅度不足以令現有使用者放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使用者視為「既得利益階層」，皆因他們使用QWERTY鍵盤的熟練程度就是其專業知識，一旦放棄，意味其曾經用了時間精力來學習的成本化為烏有，這不啻放棄了其既得利益。

由於既得利益者同時也是鍵盤的最大買家，新加入者的數量必然比較少，因此生產商只有遷就既得利益者，主要發售QWERTY鍵盤。其後，當新加入者也習慣了使用QWERTY鍵盤，也就成為了既得利益者，所以新加入者的數量永遠也無法超越既得利益者……這循環將無限loop下去。

也有一種說法，說是反正大部份的打字員的速度有限，因此使用QWERTY或其他鍵盤，根本沒有分別。再說，現在也有少數人使用Dvorak和Colemak。這裏並不打算把這課題無盡地討論下去，總之，大家只要明白，路徑依賴構成既得利益，反過來，也可以說成是既得利益影響了未來歷史的走向，從而成為構成路徑依賴的力量，如此這般。

5. 死人尋舊路

我的姐夫很年輕便學會了駕車，但到了三十多歲，方才擁有自己的汽車。有一次，他開車到元朗，足足開了4小時，皆因他全程不上高速公路。後來我發現，基本上他很少上高速公路，原來他開的是年輕時的路徑，那時的高速公路很少，我笑稱他的駕駛路線是「死人尋舊路」。

死人尋舊路是慣性，又稱「惰性」，這在前文已經說過了。不待提，慣性正是路徑依賴，這好比條件很好的女生，往往在唸大學時已認識了男朋友，而這青梅竹馬的男友的客觀條件並不怎麼好，但由於這先佔優勢，很多時在畢業後，遇上了富二代，也不容易放棄原來的男友。這正是因為以往的歷史構成的慣性，這就是路徑依賴了。

2018年11月17日，歷史學家葛劍雄於江西南昌青苑書店作了一個講座，題為《我們應該如何對待歷史》，指出﹕「那麼到了今天，歷史起什麼作用？為什麼這些年來，習近平主席、中央的領導，一再嚴厲地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強調不許篡改我們的革命史、近代史、黨史，為什麼？同樣的道理，我們的歷史是要維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合法性。」

這說法引來了廣泛的社會討論，我們且不去不同意見的討論泛圍，然而，歸根結柢，葛劍雄的說法正是基於路徑倚賴﹕今日世界倚賴過去的歷史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