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貫中(1330年至1400年)在其《三國演義》的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義，斬黃巾英雄首立功》寫下一段膾炙人口的名言﹕「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週末七國分爭，併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併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

《三國演義》講述的故事年代是在西元3世紀的約一百年間，羅貫中生存的年代則晚了一千多年。多認識了一千多年的歷史，閱到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等朝代的更迭，他對「朝代循環」肯定比起三國時人有著更深刻的了解。換言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8個字雖然寫在《三國演義》的開首，然而當時的人恐怕並沒有這想法。

無論如何，假如政權必然滅亡，然而路徑卻是人類生存的必須，路徑的生生滅滅，合併、分離、更新、循環交替，也是循上文推理出來的必然現象。

2. 朝代循環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以用「朝代循環」這名詞來作總結，根據《百度百科》的說法，這「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個特徵，即一個舊王朝被推翻之後，新建立的新王朝並沒有多少社會制度上的進步，而是重復舊王朝的一切，直至再被推翻，循環往復。」哲學家梁漱溟(1893年至1988年)在《中國文化要義》說是﹕「循環於一治一亂而無革命。」

西方人把「朝代循環」譯作「dynastic cycle」。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至1991年)把這歸納為一系列的事件﹕

1. 新統治者得到「天命」，創立了新王朝。(A new ruler founds a new dynasty, and gains the Mandate of Heaven.)
2. 在新的王朝下，中國日漸繁榮。( China, under the new dynasty, achieves prosperity.)
3. 人口增加。(The population increases.)
4. 貪污盛行，帝國開始不穩定。(Corruption becomes rampant i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empire begins to enter decline and instability.)
5. 天災頻仍，本來這不一定構成問題，然而，由於腐敗和人口過剩，因而釀成飢荒。(A natural disaster wipes out farm land. The disaster normally would not have been a problem; however, together with the corruption and overpopulation, it causes famine.)
6. 飢荒引致暴亂，內戰跟著爆發。(The famine causes the population to rebel and a civil war ensues.)
7. 統治者失去天命。(The ruler loses the Mandate of Heaven.)
8. 人口減沙。( The population decreases because of the violence.)
9. 中國進入不斷戰爭的狀態。( China goes through a warring states period.)
10. 一個國家獲得勝利。( One state emerges victorious.)
11. 這國家成立帝國。(The state starts a new empire.)
12. 這帝國得到天命。( The empire gains the Mandate of Heaven.)
13. 循環重覆出現。 (The cycle repeats itself.)

這裏說一說費正清這個人，因他應是西方有史以來影響力最大的中國通。因他主力研究中國政治，所以他是「中國通」，而非「漢學家」。

1941年，他進入美國政府搞情報工作。二戰結束後，他到了哈佛大學任教。他預言中國共產黨將戰勝國民黨，統一全國，因而主張與中共建立關係，認為這才符合美國利益。後來事態發展證實他的預言正確，但這反而令他遭受到政界反共人士的圍攻。這得有賴當時美國的中國通不多，而他又是箇中權威，因而也沒奈他何。

他是「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的第一任所長，收下無數徒子徒孫。他1973年退休後，這中心改名為「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我們那一代唸世界史的，教學語言是英文，大多讀過他寫的著作。「朝代循環」這名詞在好幾本書出現過，因他的著作都是暢銷書，不斷再版，因此無法考證究竟先出自哪一本書。

其實還有類似的說法，例如1989年，金觀濤和妻子劉青峰出版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裏說的「超穩定結構」。總之，其主旨就是說，儘管中國有著朝代更迭，但每次改朝換代均只是重覆過去，在政治經濟上並不因朝代改變而有甚麼進步。

3. 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進

我並不同意以上的論述。路徑不可能永遠一成不變﹕隨著時間的過去，它會維修、它會改道、它會優化，例如我常經過的一條窄路，從香港島的工業區柴灣，蜿蜒通往高級住宅區大潭，這些年來雖然沒有擴闊道路，但卻加裝了路燈，在最窄的一段經過水塘的路，也裝了交通燈。

同樣原理，緃然有朝代循環，中國政經制度的路徑也在不斷改變，只是改變的速度不快，像費正清、金觀濤等人的觀察力不足，看不出來而已。隨便舉例，在唐朝之前和在宋朝之後，中國人對胡人的態度已截然不同。又舉例說，如果不是西方在19世紀中葉入侵中國，華人流散在東南亞，同時也作出文化侵入，如果再過幾百年，很可能泰國、印尼、馬來半島、菲律賓等地均會成為大中華文化圈的一部份。

路徑儘管可能在易主前後，表面看來沒有改變，但這其實有如馬克思(1818年至1883年)寫的《資本論》所說﹕「事物的辯證發展就是經過兩次否定，出現三個階段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形成一個週期。事物的這種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從內容上看，是自己發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的過程。從形式上看，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進，方向是前進上升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

「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進」，成為了馬克思主義中的「辯證唯物法」的中心思想之一。列寧(1870年至1924年) 在《談談辯證法問題》也說過類似的話﹕「人的認識不是直線（也就是說，不是沿著直線進行的），而是無限地近似於一串圓圈、近似於螺旋的曲線。」

把事情的發展視作圓圈，也並非馬克思的發明，早在古希臘時期，阿那克西曼德（西元前610年至前546年）和赫拉克利特(西元前540年至前480年)已有這想法。事實上，辯證法從古希臘到中世紀歐洲，以至於德國的哲學家如康德(1724年至1804年)、黑格爾(1770年至1831年)等先哲，已有很多年的深厚傳統，並非馬克思列寧的發明。

也許，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的那段文學性的話，把此理論用諷刺的文筆描述得淋漓盡致﹕「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事件和歷史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笑劇，這毫無疑問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進」的進步。

話說阿爾薩斯和洛林是介乎神聖羅馬帝國/德國和法國之間的地區，其人民講的是德語。1639年，法國已佔領了這地區的大部份。到了1681年，已佔領了全區。其教育系統所教的官方語言，當然是法語。

1871年，德國從法國的手上獲得了阿爾薩斯和洛林，德語成為了官方教學用語。我唸中學時，中文課本有一篇文章，名為《最後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是法國作家(Alphonse Daudet，1840年至1897年)在1873年寫的作品，內容便是講述老師在一間鄉村小學最後一日教授法語的情況。

我讀的應該是出生於1934年的翻譯家柳鳴九的作品，中國在2016年改版的七年級課本錄有這文章，其金句是﹕「總要把學習拖到明天，這正是亞爾薩斯人最大的不幸」，「法語是世界上最美的語言，最明白，最精確」，「亡了國當了奴隸的人民，只要牢牢記住他們的語言，就好像拿著一把打開監獄大門的鑰匙」，「12點鐘到了，普魯士士兵收操了。韓麥爾先生使出全身的力量在黑板上寫出了『法蘭西萬歲！』，然後就讓孩子們離開了。」

1918年，德國在一戰被打敗後，阿爾薩斯和洛林重歸法國，但法國尊重當地人意願，德語一席之地，仍可作為教學用語。1940年，德國再次併吞此地，這一次，德語唯我獨尊，法語非但在學校被禁止，連私下裏都不准說。二戰後，法國收復阿爾薩斯和洛林，法語成為唯一合法語言，但迫於民眾壓力，1982年起，官方又一次德語。然而，政府仍在努力推進法語化。

語言是路徑。從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官方語言轉來轉去的例子可見，路徑也是循著「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進」的形式，不斷的在循環。

4. 周期宿命

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年至1936年）是德國歷史哲學家，寫出了《西方的沒落》，書中比較了8個完全不同的文化：埃及、印度、巴比倫、中國、希臘羅馬、伊斯蘭、瑪雅/阿茲特克、西方，指出所有的文化均會相同地產生、發展、衰亡毀滅，過程，這是宿命，因此，任何一種文化都逃脫不了必然滅亡的命運，西方文化也不能例外，所以「西方的沒落」也是一個必然。

他認為﹕「文化是一個有機體的生命歷程，文化有誕生、茁壯、成熟與死亡。」這周期約為一千年的繁榮期和一千年的衰退期，其最後階段就是「文明」。

這也是「循環論」的一種，令我不禁想起市場學的所謂「產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分為5個階段﹕開發、引進、成長、成熟、衰退，好比人類的出生、成長、成熟、老化、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