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人類需要路徑，為甚麼路徑是必需品？為甚麼路徑是自發秩序，無論在甚麼社會，都會自然地被創造出來？

在人類未發明貨幣之前，只能以物易物，然而，以物易物很不方便﹕我的貨物比你的貨物貴，我不肯交換，你的貨物比我的貨物貴，你不肯交換。再說，要我們互相為自己的貨物去訂立一個客觀的價格，也不容易。因此，人們便發明了貨幣出來，用它來作交易，那就方便得多了。

換言之，有了貨幣這媒介，人類之間的商品交易會更有效率，因此便自然地創造了貨幣出來了。故此，我們可以說﹕「有了貨幣這路徑，商品交易可更有效率。」

同樣地，強者命令弱者做事，使弱者屈從自己的意志，如果每次都要先痛扁弱者一頓，強者會覺得太麻煩，弱者也會感到太痛苦。因此，假如把這關係製造成路徑，雙方都會舒服得多。

事實上，政權的雛形便是由此而起﹕征服者一口氣把敵人打敗，敵人屈服了。從此之後，前者統治後者，造成了後者服從前者的路徑，這種有效率的作法，就是政治的起點。

老闆聘請一個員工，每月發固定薪水，在這段期間，老闆可命令員工工作，用不著每次要求他工作時，均要商討應付多少錢、工作時間是多長等條款，省卻了大量商討時間。反過來說，如果是每件工作逐次計算，這商討時間可能比工作時間更長，那就不划算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老闆聘請員工，是建立了一條路徑，這條路徑可以令到生產過程更有效率。以上的說法，也可以用經濟學的「交易費用」理論去作解釋，本系列另有作品會有解說。

2. 王位承繼權的路徑

每個國家均對如何選出其元首有著嚴格的路徑規定，對於君主制國家，亦是如此。

以英格蘭為例，它有一系列的立法，去規定其君主的承繼方法，例如在1701年，國會通過了《王位繼承法》(Act of Settlement 1701)，立下了新規定﹕英格蘭及愛爾蘭之王位只能由新教徒繼承。除此之外，任何人只要改信天主教或與天主教徒結婚，即失去繼承資格。

之所以訂立這條法令，皆因根據1534年的《至尊法案》(Acts of Supremacy )，英格蘭國教會獨立於羅馬天主教會之外，並奉英格蘭君主為領袖。1554年，由於當時的女王「血腥瑪麗」(Bloody Mary，1516年至1558年)是堅決的天主教往，因而廢除了《至尊法案》。

然而，當血腥瑪麗去了見「三位一體」的天主後，伊莉沙白一世(1533年至1603年)，通過了第二條《至尊法案》(The Act of Supremacy 1558)，確定了英格蘭君主在英格蘭國教會的地位好比教宗之於天主教。

然而，1685年登位的詹姆士二世(1633年至1701年)卻是天主教徒，非但如此，他還打壓基督新教，以尊崇天主教。這明顯是違背了《至尊法案》的精神。因此，在1688年，英國人發動了「光榮革命」，推翻了詹姆士二世，改立其女兒和女婿為女王和國王，是為「瑪麗二世」(1662年至1694年)和「威廉三世」(1650年至1702年)。這兩人均是基督新教徒。今日美國的一流大學College of William & Mary即是由他們捐贈而建，這大學曾經出過3位美國總統。

這場推翻國王的政變，之以叫「光榮革命」，皆因沒有流血，也沒有殺人，英國人因而感到十分「光榮」。

正是因這一連串的背景故事，國會方才通過前文講的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以圖建立路徑。果然，在這條路徑建立後，英國王室再無因宗教問題而發生政治爭拗，證明了它的效益。

這法令也包括了其他條文，限定了君主的權力，例如如果君主並非英格蘭人，在未經國會同意下，英格蘭不會為君主不隸屬於英格蘭的領地發動戰爭，又例如未經國會許可，君主不得離開英格蘭、蘇格蘭或愛爾蘭國境，以及法官「如行為端正」（quamdiu se bene gesserint）則可終身任職，君主無權免除其職位，除非是由國會通過，諸如此類。

以上的路徑令到英國王位繼承的一直更順暢，直至2013年，方才另立了一條《Succession to the Crown Act 2013），條文內容是2011年10月28日之後英國王室出生的女性繼承人和男性繼承人完全平等，換言之，國王/女王的頭胎不管是子是女，均可獲得第一順位承繼權﹕長子次女、或次子時，第一承繼權是長子，長女次子，或次女，第一承繼權是在長女。

3. 成本對比效益

路徑可以是清楚界定的，也可以沒有清楚界定，有了路徑，可以令到「路人」，也即是參與者，活得更舒服，也可以令到「路人」活得更痛苦。只因真正決定的條件，不是「路人」究竟活得舒服與否，而是成本效益，也可以稱為「效率」。這正如一間工廠，可能工人的工作時間很長，廠長的管理很嚴苛，可是正因如此，它的生產力很高，勝過了其他工廠，因而成為了贏家。

再用回王位承繼制來作說，有時候，像長子承繼制、民主選舉制等等，是最溫和的承繼制度，往往產生軟弱無能的領袖，反而越是凶殘的，越能篩選出最優秀的領袖，反而是。

其中一種我認為最凶殘的承繼制度，登位前後，必須「兄弟相殘」(fratricide)﹕

巴耶塞德一世（Bayezid I，1360年至1403年）登位後的第一年事，便是派人把其弟弟勒死，開了先河。其後，穆罕默德一世（Mehmed I，1389年至1421年）在內戰中殺死了兄弟Suleyman，在這之前，Suleyman已殺掉了另一位兄弟Musa。穆罕默德一世的兩個兒子，穆拉德二世(Murad II，1404年至1451年)也殺了他的弟弟。穆拉德二世有2個兒子，長子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1432年至1481年)把在襁褓中的弟弟殺死了，並且正式訂法律﹕「我的任何一個兒子，由上帝選為蘇丹，他為了更好的世界秩序而殺死他的兄弟們，都是恰當的。大多數烏理里瑪已經宣告了這個許可。」按﹕「烏理馬」(Ulema）即是伊斯蘭教法的學者。

鄂斯曼帝國的第9任蘇丹塞利姆一世（1470-1520）雄才大略，把帝國領土增加了70%，達到149萬平方公里，由於他的鐵面無情，被稱為「冷酷的塞利姆」(Selim the Grim)，他最狠心的一次，是殺掉了所有的兄弟及其7個兒子，甚至連自己的5個兒子也殺掉4個，只留下最強的一個，就是後來的蘇萊曼大帝(1494-1566)。

蘇萊曼大帝不令父親失望，不但精通5種語言，東征西討，把帝國人口增加了一倍，而且，他和父親一樣，也是一位詩人，但他的詩作應比不上塞利姆一世。塞利姆一世有一句很有霸氣的詩﹕「一塊地毯足以兩名蘇菲信徒棲身，但世界之大卻不足容納兩名君王。」這有點像中國的趙匡胤說的：「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

蘇萊曼一世後來也是仿傚父親，其長子死於天花，其後他殺掉了兩個兒子，讓三子塞利姆二世(1524-1574)承繼了蘇丹之位。塞利姆二世的孫子穆罕默德三世(1566-1603)更為凶殘，父親不去殺，他自己來殺，他在1595年登位後，一天之內，殺了19個兄弟、20個姐妹，以絕後患。

穆罕默德三世的兒子艾哈邁德一世(1590-1617)沒有殺掉弟弟，而是把弟弟關進一個稱為「籠」(Kafes)的宮殿，從此停止了「blood tanistry」制度。但這證明了他的決定是錯的，皆因他死後，是由其其弟弟而非13歲的長子接位，是為「穆斯塔法一世」(1591-1639)。

北歐的「蓋爾人」(Gaels)對土地和名銜的承繼制度稱為「tanistry」，因而有人把以上的殘酷承繼制度稱為「blood tanistry」，意譯是「流血承繼人」，即是由皇室家族中最強的一位去承繼，競爭的方法是通過謀殺或戰爭。這其實並不限於鄂斯曼帝國，而是存在於不少政治共同體。

中國人最熟悉的，當然是唐朝的「玄武門之變」﹕李世民殺掉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因而得到帝位，是為「唐太宗」。史學家陳寅恪指出，唐朝李家是鮮卑人的後代，《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說烏桓人﹕

「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鬥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為信，雖無文字，而部眾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傜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娉幣。婿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閒，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澤，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鬥戰之事乃自決之。」

由此可以見得，烏桓人殺掉父親和兄長，是常有的事，而娶其後母，則是慣例了。至於康朝家所屬的鮮卑族，根據《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

「流血承繼人」的缺點，是成本極高，而且參與者極度痛苦，但其優點則是保證了由最強者去承繼王位，對於整個共同體的壯大有著正面幫助。再者，把王室成員殺掉了一大部分，也可削減「白吃不幹事」的貴族，減低了統治階層的成本，也減少了被統治者的負擔。

但由於成本太高，更重要的是，這成本是由統治者家族所付出，而非由人民付出，這更加令到擁有權力的人無法忍受。不管其效益究竟有多高，長期而言，這路徑無法貫徹下去，到了最後，也非得被荒廢不可了。

4. 大蒙古國的路徑效益

鐵木真(1162年至1227年)在1206年建立「大蒙古國」，其過他本人和其後代的三次西征後，到了1259年，其帝國疆域達到2,400萬平方公里，統治範圍前所未有。然而，在1260年，由於他的兩個孫兒爭奪大汗之位，發動內戰，帝國因而分裂了。

再說，蒙古人的政治制度是採用分封制度，因而中央政府雖然享有對屬下大大小小的汗國的宗主權，但卻並不直接管轄所有地方。然而，由於統治階層同文同種，儘管分治，人民也有很大程度的互通和交往。

在這段期間，蒙古人維持著帝國全境貿易路線的暢通，當局向旅人發出「圓符」，根據圓符的材質和上面的圖案，不識字者也能就認出旅人的身份，提供相應的服務。

按﹕蒙古人的「圓符」不止用於旅客，也用於其他的官方憑證，用不同的材質和符號，予以識別，最高級的當然是金符。《元史‧兵志四》說﹕「遇軍務之急，則又以金字圓符為信，銀字者次之。」

每隔數十公里，設置驛站，提供民生必需品，旅人在帝國全境旅行，住宿、交通均有協助，個人安全得到保障。對商人，驛站提供運輸用的牲口，還有嚮導，帶領商人通過坎坷的地形，更可免除地方稅或關稅。

由於蒙古人崇尚貿易，因此，打仗儘管打仗，但經濟、商業、貿易，以及工業造造並不因而受阻。他們把先前用硬力量打下來的軍事通道改變成貿易通道，這有點像二十世紀時，美國人把軍事用的互聯網改變成為商業用，總之，在這段時間，商業極度繁盛，因而當意大利人馬可波羅（1254年至1324年）來到蒙古人統治下的中國，因目睹其繁榮而驚嘆，後來把其親身經歷寫下了《馬可‧波羅遊記》，在西方允為經典。

蒙古人開闢了這條空前的偉大路徑，毫無疑問，對蒙古人的財富產生了極大的效益。

5. Bootleggers and Baptists

話說在1920年至1933年，美國進行全國性禁酒。基督教浸信會(Baptist Church)是立場堅定的反對喝酒者。至於「Bootleggers」，則是販賣私酒的人。假如禁酒令取消了，私酒的價格將會大跌，他們也將無利可圖。換言之，「Bootleggers 」和「Baptists」雖然對於喝酒的立場是南轅北轍，可是卻同時反對禁酒，對此立場相同。

經濟學家Bruce Yandle在2014年出版的《Bootleggers and Baptists: How Economic Forces and Moral Persuasion Interact to Shape Regulatory Politics》，正是用這例子來說明相反目的的政治人物往往有共同利益。

同樣原理，在路徑以內的人固然可以從路徑得到利益，但也不排除在路徑以外的人，也可以從路徑中得到利益。

這好比1848年，美國的加州發現了黃金礦，消息傳開後，到了1852年，已有三十萬人從四方八面來到這裏，參與淘金。這場「淘金熱」（California Gold Rush）只令少數人發了大財，大部份人只能賺到一些小錢。不過有人說，在附近開旅館、酒吧的人，倒頗有發了小財。這就是沒有加入「淘金路徑」的人也可從中得到利益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