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循環」，根據《維基百科》的說法，是以如此方式去進行：

1. 新的統治者統一中國，稱帝並建立新王朝，贏得天命。
2. 在新王朝建立初期，中國步入繁榮穩定的時期，人口隨而增加，進入治世乃至盛世。
3. 朝政腐敗滋生，王朝走向衰落與動盪。
4. 自然災害危害農田，妨礙糧食生產；再加上人口過剩與腐敗問題，導致大規模的饑荒。
5. 饑荒導致農民造反，掀起內亂。
6. 皇帝被認為失去天命。
7. 因災難頻仍，人口不斷減少。
8. 各地群雄並起，中國陷入分裂，步入亂世。
9. 地方勢力再度統一中國，其君主稱帝、建立新王朝。
10. 新的王朝贏得天命，進入下一週期的王朝循環。

我們可以把國家的滅亡，視作「權力路徑」的毀滅。至於建立另一個新的國家，則視作建造了一道全新的「權力路徑」。然而，舊有國家的「權力路徑」為甚麼會崩壞呢？這原因正如前文所言，就是它「失修」了。

2. 失修

福特總統曾經說，"A government big enough to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want is big enought to take away everything from you." 但中間其實有一個過渡階段，就是政府已經大到可以給你任何你想要得到東西了，但是卻沒有大到能讓你償還這些東西。結果就是政府寅吃卯糧。美國預計2040年養老金支出將占GDP 6.8%，而希臘這個數字是25%，社會崩潰。

我把上一章講的「慣性」，和在這一章講的「路」這兩個概念結合起來﹕人們沿著路走，皆因「路」本身，就是從A點到B點最省力的途徑。反過來看，你永遠可以不沿著路走，但可能要翻山涉水，也可能會遇上危險，任何人都不會笨得不沿路徑走。事實上，「慣性」和「路徑」本來是一體的兩面，好比特朗普同時是2016年至2020年的美國總統，也是他女兒伊萬卡的父親，兩者皆對，只視乎你用何角度去看他這個人。

這好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從香港島到九龍半島，一共有3條路徑，分別是紅磡隧道、東區隧道、西區隧道，如果有某君堅持不走這3條路其中之一，他可以游泳、乘遊艇，又或者是乘直升機……他也許有1萬個方法，但這些方統統都比走路麻煩得多，成本也高得多。

又回復到原來的問題﹕如果「慣性」就是最省力的「路徑」，那麼，這應該是永遠存在，為何會出現變化呢？

這原因很簡單﹕道路需要維修，才能繼續存在。這好比上述的3條隧道，每天深夜時，都有人員在進行例行檢查和維修，例如每隔幾年，便要重舖路面。反之，如果丟下不管，只消不到兩三年的時間，它必然會崩壞，無法繼續其功能。這正如前述的「自然路徑」，「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如果太久沒有人走條路，也相等於「沒有維修」，路徑也必然會漸漸崩壞。

把這理論套之於政治世界﹕服從現有的權力，固然是人之常情，也是一種慣性。可是，慣性在長久運作之下，必然會發生「疲勞」，因而也要持續地作出「維修」，甚至是「強化」，否則「道路」會「失修」，便無法維持下去，繼續行走了。

好比火車也會依著路軌走，皆因路軌就是最省力的路徑。

3. 成本

追問下去，那為甚麼它會「失修」呢？

這原因也是一說便明﹕因為「維修道路」需要成本。

當「道路擁有者」沒有付，可能是付不起，也可能是付得起而不想付，又或者是付給了錯的人，因而錯誤地維修了，例如把重舖路面的錢用來裝了空調，意圖讓司機開車時更涼快，又或者是乾脆把錢貪污了，諸如此類，總之，道路失修了，路徑不存在了，又或者是變得很難走，道路使用者覺得不走這條路也沒啥損失，甚至寧願付出更高的成本，去另建一條更好走的新路……

一個舊王朝就是循同樣的方式完蛋了﹕維持「權力路徑」需要成本，也需要能力。當它無力「維修」，便只有滅亡一途了。

或許有問﹕只要花成本「維修」，那不就成了嗎？為甚麼還會有「朝代循環」的出現呢？

要知道，道路有如建築物，越是陳舊，維修成本越高。再說，道路建設日新月異，越來越是先進。在秦始皇時代，所謂的「馳道」，雖然已是用上了當時最先進的材料去建造，但用的也不過是石頭和泥槳。但到了今日，一條公路非但用上了水泥和瀝青，而且還有路燈，遇上了天然障礙，更可使用其他先進科技，例如架空搭上天橋。簡而言之，如果要把一條舊路重修，往往倒不如另建一條新路，更具成本效益。

在政治世界，情況也差不多。舊政權往往積習太重，例如經過了多年的土地兼併，貧富懸殊太嚴重，但是富人偏偏又是政權倚賴以生存的權貴，移動了他們，也即是撼動了統治基礎。

這好比海底隧道穿了個洞，得不斷維修，成本太高，因而令到路費太貴，路人負擔不起。因此，從宏觀角度看，倒不如拆卸重建，更加划算。然而，在拆卸重建的初期，既沒有路走，也要負擔比路費更高的建築成本，也即是說，要付更多的錢，但卻得不到任何服務，這種情況是最差的，卻偏偏是朝代迭的過渡期所發生的情況。

不過，新的政權好比新的道路，既然汲取了舊的失敗經驗，必然有所改進。以中國政治制度為例子，其實在這許多年來，制度一直有所改善，管治能力也有所增強，絕非坊間很多人說的停滯不前。不過這課題太深奧，與本書無關，也就不說了。

4. 新路的第一次維修

歷中作家柏楊(1920年至2008年)在《中國人史綱》指出﹕「何王朝政權，當它建立後四五十年左右，或當它傳位到第二第三代時，就到了瓶頸時期。—所謂若干年和若 幹代，只是為了加強印象而設，當然不會有人機械地去解釋。在進入瓶頸的狹道時，除非統治階層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否則他們無法避免遭受足以使他們前功盡 棄，也就是足以使他們國破家亡的瓶頸危機。歷史顯示，能夠通過這個瓶頸，即可以獲得一個較長期的穩定；不能夠通過或一直膠著在這個瓶頸之中，它必然瓦解。」

一台新車，在開始運行的幾年，毛病不多，不大需要維修。同樣地，一條新路，在開始運行的初期，毀壞不多，也不大需要維修，或者說，人們也壓根兒沒想到過「維修」這回事。這又正如夫婦在新婚燕爾，甜密如漆，也用不著太多的維繫感情。可是，所謂的「七年之癢」，就是當夫婦結婚7年後，往往因厭倦而產生了異心，這就需要雙方，或至少一方，付出力量，去維繫婚姻了。

「七年之癢」這名詞出自1955年的同名電影《The Seven Year Itch》，由Tom Ewell(1909年至1994年)和瑪麗蓮夢露(1926年至1962年)主演，導演是Billy Wider，票房320萬元，是當年的票房冠軍。

Billy Wider是在奧匈帝國出生的猶太裔美國導演，一共入圍奧斯卡共21個奬項，其中8次是最佳導演，結果得到過2次最佳導演，3次最佳編劇、1次最佳影片。至於《七年之癢》這部電影，最膾炙人口的影像是瑪麗蓮夢露站立在紐約地鐵的通風口上，當列車在下面通過時，氣流把她的連衫裙吹起，她用手按住裙子。

我們可把柏楊所說的「瓶頸危機」視作一條曾經是新的路徑因折舊而需要第一次維修，由於人們並沒有維修的經驗，因而出現混亂，甚至可能會因缺乏維修，因而令到整條路徑也毀壞，而必須建立另一條全新路徑。然而，當第一次維修成功，從此之後，定期維修也成為了常態。除此之外，人們也漸漸習慣了使用這條路徑，形成了更大的慣性，而這慣性有如既得利益階層，足以成為了長期維持路徑的力量。

5. 弱國

政治學的「fragile state」，又稱為「weak state」，我想可譯作「弱國」。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它是﹕聯合國維和部隊己進駐超過3年，世界銀行「Country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Assessment」 (CPIA)管治指數低於3.2分，在它聲稱管轄的國土並不擁有獨有的軍事力量(意即存在其他的軍事力量)。

換言之，弱國也即快要變成「失敗國家」(failed state)的國家。根據《維基百科》的定義，「失敗國家」指﹕

「一個被認為未能滿足和履行某一些作為主權政府應有的基本條件和責任的國家。和平基金會提出下列特點以更準確地定義失敗國家，並經常獲得引用：失去對其領土的控制，又或未能維持其於領土內對正當武力使用的壟斷；其正當地作出集體決定的權力受到侵蝕；未能夠提供公共服務；未能夠以一個全權國際社會成員的身份與其他國家打交道。

「通常一個失敗國家的特徵會反映於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失敗上；除以上特點外，失敗國家亦通常有普遍的貪污和犯罪情況、出現難民等非自願人口遷移，以及經歷嚴重的經濟下滑。」

「和平基金會」( Fund for Peace)成立於1957年，最有名的是在2005年製作出「失敗國家指數」，並在2014年更名為「弱國指數」(Fragile States Index)，皆因「失敗」用的是英文的過去式，相信已用不著指數了，因此只有「弱國」才需要指數。

總括而言，如果一條路徑沒有維修、維修不力，或維修不得其法，結果必然是衰弱、滅亡。如果這路徑是國家、政權，那就會淪為弱國、失敗國家，被納進這指數裏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