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人以採集、狩獵為生，穿著獸皮，在洞穴居住，晚間生火取暖，根據史丹福大學Morrison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Biology and Resource Studies 的Marcus Feldman對人類基因的研究指出，在五千年至七千年前，男人和女人的人口比例是1﹕17，很明顯，這是代表了大量男人的長期性死亡。

沒有現代人希望活在當時的世界，非但男人不想，就是女人，也不願意平均只能分配到1/17個男人。今天的我，別說沒有自來水和電力了，就是活在只有蹲厠、沒有坐厠的世界，或者是沒有汽車、沒有空調，也不會同意。

正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人類會進步，以前認為是奢侈品，現在往往是生活日常必需。路徑也是一樣﹕在古時，劈開山石、植物，一條可供人和車子行走的，就是路徑了，儘管下雨天時，走得滿腳泥濘，這也算是路徑。可是現在，非但要舖設混凝土，還要安裝路燈、劃出行車線、指示牌，更要清晰分出行人路、行車線，有時還要有單車徑，如果是智能道路，還要提供前方的即時交通狀況，在未來，可能還要接駁網絡，好讓車子可以經由人工智能來自動駕駛。更少不得的，當然是有自動收款的電子道路收費系統。

簡單點說，隨著人類經濟、科技的進步，我們對極路徑的要求，也即是「標準」，也在不斷的提升。

2. 改變標準

標準不定是提升了，有時不排除反了過來，是降低了。我常常踫到的是，在餐廳吃飯，食物標準不時降低，例如用了低一個級數的食材，又或者是短了了一塊半塊。很多時，這是因為來貨價格貴了，餐廳不加價，只有降低質素。

1127年，金國攻打宋國，把後者的太上皇和皇帝擄走，皇帝的九弟趙構(1107年至1187年)在南方成立政府，是為「南宋」，以別於剛亡掉了的「北宋」。趙構也即是「宋高宗」，在位時用過兩個年號，用得最長的是「紹興」，從1131年用到1162年，一共用了32年。

1162年，趙構自稱「倦勤」，即是厭倦了工作，由於他唯一的兒子趙旉(1127年至1129年)3歲時已魂歸天國，趙構遂把皇帝之位傳給養子(1127年至1194年)，是為「宋孝宗」。

趙眘是宋太祖趙匡胤(927年至976年)四子趙德芳(959年至981年)的後裔，趙構則是宋太宗趙匡義(1127年至1194年)的後代。

傳說在961年，趙匡胤的母親杜太后(902年至961年)病危，趙匡胤親侍湯藥。她的遺言認為前朝後周之所以滅亡，是因皇帝年幼，因此，為保宋朝江山，趙匡胤最好把皇位傳給弟弟，由年長的皇帝去統治天下。就此，她還召見了宰相趙普(922年至992年)，把她和趙匡胤的對話記錄下來，命人藏在金匱之內，是為「金匱之盟」。

趙匡胤死後，趙普把這份「金匱之盟」拿出來，成為了趙匡義繼任皇帝的合法證明。至於這份「金匱之盟」究竟有幾分真實，那就天曉得了。

別說是「金匱之盟」，就算是趙匡胤之死，也很值得懷疑。

根據活於1060年前後的僧人文瑩的《續湘山野錄》的記載﹕

「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氣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按，即趙光義），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帝引拄斧截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聲慟，引近臣環玉衣以瞻聖體，玉色溫瑩如出湯沐。」

此事史稱為「燭影斧聲」﹕「燭影」是兩人飲酒時的身影。「斧聲」則是趙匡胤用斧頭剷雪。

我們永不知道究竟趙匡義是否殺掉了哥哥，可是，客觀的事實是，趙匡胤長子趙德秀和三子趙德林早亡，至於其二子德昭，《宋史‧列傳三》說﹕

「四年，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屍，大哭曰：『癡兒何至此邪！』」

趙德昭跟著趙匡義北伐，晚上軍中發生大亂，軍人一時找不到趙匡義，一度企圖立趙德昭為皇帝。979年，宋朝滅掉了北漢，然而，由於北伐失利，趙匡義並沒有對滅掉北漢的軍人論功行賞。趙德昭為其開口，趙匡義晦氣地說﹕「待你做了皇帝之後，再來賞賜他們吧！」

趙德昭大驚，因而自殺。司馬光(1019年至1086年)寫的《涑水記聞》對此事寫得活靈現﹕「王皇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禁中不敢帶。王因入茶果閣門，拒之，取割果刀自剄。」

至於趙德芳，23歲便病死，歷史學家也認為他的死因十分蹊蹺。但無論如何，當趙德芳的六世孫趙眘接任皇帝後，帝位系統從趙匡義的後代，又回到趙匡胤的子女一脈。

趙眘在位時，用過2個年號，其中第二個是「乾道」，從1165年用到1173年，共計9年。

在趙構當皇帝的年代，政治的主旋律當然是要復仇，反攻金國，迎回被搶走的2位老皇帝。可是，到了趙眘當皇帝時，天下昇平，國家上了軌道，2位老皇帝也已死去時，如果貿貿然反攻金國，反而是窮兵黷武，傷害國家元氣。

因此，當時的教育家、哲學家朱熹(1130年至1200年)才會評說﹕「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為邪。」這句話收錄在他和門人的對話集《朱子語類》。朱子研究專家、歷史學家錢穆(1895年至1990年)在《國史大鋼》和《朱子新學案》均引用過，不過，大家最深刻印象的，還是另一位歷史學家黃仁宇(1918年至2000年)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的引用。 

3. 法律的成文化

《維基百科》的「習慣法」(customary law)的條文如此寫﹕「可以指原住民和當地社區固有的習俗或生活方式，又可以是指原住民和當地社區的法律、規則實踐和習俗。習慣法必須是因長期採用而構建的關於行為、義務、責任方面的規則，並且在其規則範圍內必須是帶有強制性的。」

事實上，所有的法律都是源自習慣法，像《舊約聖經》的前5卷，即《摩西五經》﹕《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其中記載著一些律法條文，也有記述宇宙世界和人類的由來，以及猶太民族早期歷史及傳說故事，即記載著大量古代猶太人的故事，猶太民族的神學導師稱為「拉比」，即其內容，去推論、解釋法律，因此這5部經文又稱為《律法書》。

伊斯蘭教的《可蘭經》記載了先知穆罕默德(572年至632年)多年來的傳教過程中，和其公開宣示的「真主啟示」彙集，後世的伊斯蘭教宗教導師，稱為「伊瑪目」，阿拉伯語俗稱為「毛拉」，波斯語俗稱「阿訇」，即以這些故事作為基礎，去解釋法律。

一些由先賢做過的事，以及作出過的判決，稱為「判例」(case law)。至於先賢說過行為或司法院原則，可被視為「法理」（legal principle），再加上前述的「習慣法」，合起來構成了「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直接點說，所有原始社會的法律都是不成文法，正如所有原始社會的路徑都是泥路。

後來，政府把這些不成文法用文字寫成條文，是為「成文法」(statutory law)。根據《百度百科》，它是﹕「國家機關依照一定的程式制定和頒佈的，表現為條文形式的規範性法律檔。習慣指經有權的國家機關以一定方式認可，賦予其規範效力的習慣或者慣例。」

西元前二千一百年左右，由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古國「烏爾」頒布的《烏爾那木法典》，西元前1754年，巴比倫第6代國王漢摩拉比(西元前1792年至前1750年)頒佈的《漢穆拉比法典》，以及西元前450年，羅馬共和國頒佈的《十二銅表法》等等，均是基於國家原來的不成文法，來寫成的成文法。

直至現代，除了極少數的原始社會，例如生活在津巴布韋北部，其民族基因令其腳部只有2根大足趾的「vaDoma」，生活在巴西北部，女性下唇用一根大木棒洞穿的「Zo’é」，生活在納米比亞西南部，女性佩戴一種三角形頭飾，並且用紅泥來包紥辮子的「Himba 」，生活在埃塞俄比亞南部，女性下唇裝上了大塊泥盤子的「Surma」、「Suri」、「Mursi」、「Me'en」等等，還在使用古時傳下來的不成文法，現在絕大多數國家，都寫出了自己的成文法，而且還在不斷的修改、增添法律，把其優化，好比這些年來，人們對道路的標準也不斷的在提升，像我常常駛經的幾條高速公路，也陸續建造了一些電子路牌，告知駕駛者前方道路的堵塞情況。

標準的提升，並不止於法律。例如政治共同體，在最初的時候，不過是部落，最高領導人是酋長，後來演變成帝制，根據《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家的最重要職責除了祭祀執政君主的祖先和軍事戰鬥之外，其他的都是小事。可是，到了今時今日，共和國已成為了大潮流，就是因歷史原因而繼續存在的君主制國家，其君王也是虛君，沒有太大的實權。至於政府的權責，除了戰爭之外，還要擔負教育、社會福利、促進經濟、提升國家軟力量、保護環境、科學研發、食物安全、天氣預報、醫療等等，這些也是人類對政府要求，也即是「標準」的提升。

4. 成本

這又回到了一個問題﹕為甚麼「vaDoma」、「Zo’é」、「Himba 」、「Surma」、「Suri」、「Mursi」、「Me'en」這些原始社會，並不把其不成文法寫為成文法呢？又或者問﹕「為甚麼當年的烏爾、巴比倫、羅馬共和國等等，不約而同地，先於其他鄰近國家把其不成文法寫成具體的法律條文呢？」

原因是﹕法律從撰寫，到執行，以至於維持，需要高昂的成本，好比現代化的高速公路的設施，例如舖設混凝土，安裝路燈、劃出行車線、指示牌，清晰分出行人路、行車線，智能道路前方的即時交通狀況，接駁網絡等等，均需要付出成本，以及維修費用，在烏爾、巴比倫、羅馬共和國的那個年代，它們是該區域最富裕的國家，因此方能負擔得起成文法的成本。反之，為甚麼「vaDoma」、「Zo’é」、「Himba」、「Surma」、「Suri」、「Mursi」、「Me'en」這些原始社會太過貧窮，不可能負擔得起成文法的費用。

美國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因而也有著最多的法律和最複雜的法律制度﹕它的50個州各有其不同法律和司法系統，另有聯邦政府去管理全國性的法律。法庭的工作除了審判，還要把案例存檔，以2010年為例子，當年全國的州政府共有1.035億宗案件，其中包括了刑事、民事、私人糾紛、少年犯罪等，還有272,795宗上訴案件，聯邦法院的案件還不算在內。

這龐大的司法支出，除了美國之外，也沒有甚麼國家能支付得出來。以印度來作比較，它本來是英國殖民地，在1950年獨立，其後繼續沿用英國的司法制度，然而，英國是富國，印度卻是窮國，2022年人均收入世界排名142名，根本無法負擔英式司法系統。

根據英國報章《The Guardian》在2016年5月5日的報導，印度地區法院有逾2,700萬宗案件正在等待審判。這原因很簡單，印度每10萬人口只有1.3名法官，是世界上比例最小的國家之一。以其政府2016年的年度預算看，司法部僅為0.2%，居世界最低水準，這還不算印度本身的G.D.P.基數已然太低。

或許有人會問，為甚麼在英治時期，也是同樣貧窮的印度的司法系統尚能勉強維持，現在卻難以為繼呢？

話說1857年，印度人發動了對英國統治的暴力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卻令到英國把權力下放到印度的本土王公，例如說，英國人本來很看不過眼的印度傳統習俗如寡婦殉葬、溺殺女嬰、童養媳制度等等，在這之後，政府隻眼開隻眼閉地置之不理，並且任由王公們去作出地方自治。至於住在農村的絕大部份人口，仍然繼續使用傳統的不成文法去管治。

從1858年到1947年英國撤離印度次大陸的90年時間，大大小小562個土邦整整齊齊的，一個也沒少。其中最強的4個，分別是分別是巴羅達、邁索爾、海德拉巴與查漠和克什米爾，其王公享有21 響禮炮的待遇，在規格上，等同於歐洲王室。因此，這些王公們也一直死心塌地效忠英國，直至後者撒離為止。

這好比在以前的香港，是由殖民地政府把華人鄉紳委任為「太平紳士」，採用傳統的《大清律例》，去處理鄉村的司法訴訟，這可有效的減輕了司法成本。如果用路徑來比喻法律，則可說是大部份人民都沒有使用「英國司法系統」這條昂貴而設備優良的路徑，因此它便可以維持下去了。

可是，到了後來，民智漸開，政府也不想地方權貴享有太多的司法權力，因此，採用政府提供的法律路徑的人也越來越多。在香港，由於政府富有，縱然是廢除了太平紳士的司法權力，政府也能負擔得起把司法系統「收歸政府」的支出然而，在印度，政府既沒錢，亦不肯為此路徑的運作而多撥資金，其「塞車」也就是必然的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