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權」的英文是「ultra vires」，意即「beyond the powers」，中文是「超越許可權或權力範圍」，反過來說，如果在權力範圍以內的，則稱為「intra vires」(within the powers)。

這名詞有一個特點，就是你必須要有權力，才可以「越權」，也即是說，你是超「越」了本來擁有的權力，才叫「越權」，否則只能是「侵權」。

1911年10月10日，中國爆發了「武昌起義」﹕革命黨攻佔了南方多個政，北方的清朝政府則由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1859年至1916年)掌握全權，很快便獲得了初步的反攻成功，但他卻決定暫時休兵，12月1日，雙方於武漢締結了《武漢地區停戰協定》，12月8日，袁世凱派遣了唐紹怡(1862年至1938年)作為代表動身，翌日開始與南方各省代表伍廷芳(1842年至1922年)會面交涉。

唐紹儀出生於廣東省香山縣，即今日的中山市，讀過香港的皇仁書院，即是革命黨領袖之一孫文(1866年至1925年)、香港富豪霍英東(1923年至2006年)和何鴻燊(1921年至2020年)唸過的那一間。12歲時，作為第三批「留美幼童」，被清朝公費派至美國留學，在唸哥倫比亞大學時，清朝全撤留美學生，唐因而退學。

1899年至1906年間，後來當上了美國總統的胡佛(1874年至1964年)在英商墨林公司（Bewick, Moreing & Co.當在華代表，因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唐紹儀無意認識了胡佛，兩人成為了終身好友。

唐紹儀熟悉洋務，也是袁世凱的長期合作伙伴，當過奉天巡撫、郵傳部尚書。1908年，由於溥儀(1906年至1967年)即位，他為避諱而改名為「唐紹怡」，1912年，溥儀退位後，改回原名。

他的談判對手伍廷芳也是廣東人，祖籍新會，生於南洋的英屬馬六甲，本名「伍才」。14歲時到了香港的聖保羅書院就讀，也即是今日香港政界名人鍾士元(1917年至20181年)，曾鈺成，名嘴蕭若元的母校，不過最有名當數興中會的創辦人楊衢雲(1861年至1901年)，民國初年曾有小學課本稱他為「國父」。

他在28歲時自費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攻讀法律， 1877年畢業，是英國首位華人大律師，回港時，偶遇香港總督軒尼詩(1834年至1891年)，因而被獲准成為第一位在英國殖民地(香港)擔任律師的華人。1879年，香港律政司返回英國，軒尼詩提議由伍署理，遭到在港英國人反對，只好作罷。1880年，軒尼詩委任伍為定例局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定例局」也即是後來的「立法局」，今日的「立法會」。

1882年，他由於炒燶地產，其「保家」軒尼詩又在當年離任，因而離港北上，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李鴻章(1823年至1901年)的法律顧問，最有名的事件是在1895年的和日本簽署的《馬關條約》當換約全權大臣，後來先後去了美國、西班牙、墨西哥、秘魯、古巴等地當過外交官，和後來的美國總統老羅斯福羅斯福1858年至1919年)建立了私交。

1910年，他先向清廷辭職，再在向朝廷上表《奏請剪髮不易服折》，並在1911年1月15日在上海發動大規模的剪髮大會。辛亥革命後，他出任上海臨時主席。

總括而言，唐紹怡和伍廷芳算是背景接近，同聲同氣，在20世紀初期，二人還是外務部的同事，也都是當時尚書兼外交首長袁世凱的部下。。兩人先是密談，不久後轉為公開交涉，場地也由武漢轉移至上海英國租界地。

唐紹儀在上海，和剛從海外返國的孫文會面，兩人同時香山縣人。經孫的勸導下，唐的思想轉為「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應當推動」。於是，在和伍廷芳的會談中，兩人提議了停戰退兵、清帝退位，並且召開「國民會議」來「決定中國未來的政體」。

這顯然違背了清廷的利益，遭到了清廷君主立憲派的強烈反對，1910年成立的立法機構「資政院」議員中的196名議員，其中有20人聯名致電袁世凱內閣，指責唐紹儀「非議和也，饋獻江山耳」「名為清廷代表，實則事事為革命軍設計」。不消說，袁世凱非但堅定地否決了此一提議，並嚴厲斥責，指唐紹儀「越權」，皆因這關乎國體，唐並無此權力。

唐紹儀身為談判的全權代表，其建議是「越權」。然而，2個月後，袁世凱身為朝廷頭號大臣，在宮廷會議上提出皇帝退位和民國政府優待清室條件，這比唐紹儀提出的更進一步﹕連「國民會議」也省掉了，卻不算是「越權」。政治之任人搬弄，可見一斑。

14日後的1月26日，袁世凱手下段祺瑞等50位將領發布了《北洋五十將乞共和電》，2月4日，又發表《乞共和第二電》，講明「謹率全軍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等於直接以武力恐嚇政府。清朝的實質統治者隆裕太后(1868年至1913年)於2月12日頒降懿旨，接受《優待清室條件》，其時5歲的溥儀退位。翌日，袁通電「贊成共和」， 2月15日，南京參議院正式選舉袁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2. 有法才能定義越權

第二個特點，就是你的權力必須是被法律界定了，才可叫「越權」。

在一個制度化了的國家，軍隊必須是客觀的存在，只能服從國家的法令，不可以參與國內公權力的政治鬥爭，否則便是越權。1946年1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周恩來在政協會議上就軍隊國家化發言說﹕

「1.軍隊不屬於個人。即軍隊不得為個人私有，成為私家軍隊。2. 軍隊不屬於派系。即軍隊不得成為派系政爭的籌碼。3. 軍隊不屬於地方。即軍隊不屬於地方軍閥，成為地方割據的資本。4. 軍隊不屬於政黨。即軍隊不得為黨軍，任何政黨不得在軍隊中有公開或秘密之活動。」

他的結論是﹕「軍隊屬於國家。即軍隊應由代表國家的民主政權的機構來統帥。」

在制度化了的西方國家，政軍關係通常以法律定義得很清楚，軍人很少越權干預政治。美國固然不在話下，就是在納粹德國，軍隊也絕對依從法律，非但沒有越權干預政治，政府要求出兵開戰，亦從來沒有拖延拒絕。

岳飛(1103年至1142年)是宋朝有名的軍事將領，立下了輝煌的戰功，然而卻被皇帝宋高宗趙構(1107年至1187年)「特賜死」。

他的罪名第一條是當年在淮西之戰時，在舒州，即今日安徽省內，擁兵不動了2天，「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收到了皇帝發來的17道詔書後，才慢吞吞的出發，24天走了218公里，任由友軍張俊和金兵戰鬥，「坐觀(友軍的)勝負，逗留不進」。

第二條罪名是「指斥乘輿」，「乘輿」就是皇帝的座駕，即是「皇帝」的別稱，「指斥乘輿」是對皇帝的大不敬，是極度嚴重的罪行。

第三條罪名是，「致(發信給)張憲意待謀反」，其實幹這事的是岳飛的兒子岳雲(1119年至1142年)，張憲是岳飛愛將，岳升官到中央政府任職「樞密副使」，即國防副部長」後，張接掌了他的軍權。不過岳飛身為岳雲父親、張憲前上司，也脫不了關係。這宗案件的證據不足，被問及時，當時的宰相秦檜(1091年至1155年)回答說：「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

看當時人對「莫須」二字的用法，應解作「必須」，也即是「一定」的意思。這句話的意思是﹕「雖然找不到確實的證據，但這件事一定存在！」

但實際上，宋高宗還有另外兩條不能宣之於口的越權罪名﹕一是他要求「迎回二聖」，即是把被扣押在金國的兩位前任皇帝，宋徽宗(1082年至1135年)和宋欽宗(1100年至1156年)奪回來。二是要求沒有子嗣的趙構快點「立太子」。以他身為軍人，這兩條雖然在政治上是名正言順，但在權力架構上都是越權所為，皆因軍人不應問政，是古今中外不變的傳統。

3. 公權力與越權

第三點，你所使用的，是公權力，才會算是「越權」，如果這是你的私人權力，例如你是皇帝，那就沒有「越權」可言。不過，如果是憲法下的總統，又或者是君主立憲制度下的皇帝，那便有可能會發生越權的情況了。

春秋時期盲人史學家左丘明寫的《左傳》說晉靈公﹕「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孰，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這位晋靈公雖然做了很多壞事，但這並非越權，皆因他是國王，享有最高之權力，所以左丘明只是說他「不君」，即是「不是一個好國王」而已。而這位「不君」的國王，終於在西元前607年，被他的姐夫或妹夫趙穿所殺。

4. 不聽號令不算越權

「越權」是做出了超越法律權限的行為，然而，不聽號令，卻不算是越權。當然，在全世界，「玩忽職守」均是刑事罪行，在香港，「藉作為或不作為而故意作出不當行為，例如故意忽略或不履行其職責」，這列入「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但卻不算是越權。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不聽號令卻是合法的。

春秋時代齊國軍事將領孫武(西元前544年至前496年)寫的《孫子兵法》說﹕「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那究竟在甚麼時候，方才可以不聽君王的命令呢？

《晉書‧帝紀第一》說﹕「(諸葛)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換言之，將軍在外戰鬥，戰事緊急，不可能千里迢迢，事事去詢問皇帝的意見。

這句話到了後來，變成了「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羅貫中(1320年至1400年)在《三國演義》一百零三回也引用了《晉書‧帝紀第一》的說法﹕「豈不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安有千里而請戰者乎？」馮夢龍(1574年至1646年)在《東周列國志》第一百回則寫道：「侯生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信，或從便宜，復請於魏王，事不諧矣。臣之客朱亥，此天下力士，公子可與俱行。晉鄙見從甚善，若不聽，即令朱亥擊殺之。』」